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分析
陈秀英 郭亚*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要]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学界与实务界多有责难，普遍认为该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不仅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也影响立法目的的实现。本文从刑法规范、立法价值、社会反映三个角度对该罪的法定刑进行了分析，作为对“偏低”论的一个回应。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财产申报 立法价值
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该罪在社会上争论不止的问题之一。许多学者指出，该罪的法定刑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失之过轻，应当加重惩罚力度，提高量刑幅度，并指出，该罪的法定刑偏低，已经成为该罪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并将其置于尴尬处境。
一、学界的责难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指责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贿赂罪等同类犯罪相比，刑罚差距巨大，显示公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刑法归类于贪贿类犯罪，其犯罪构成及社会危害性与贪污、贿赂罪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刑罚区别很大。其他贪贿类犯罪的刑种丰富，量刑幅度较大，有的甚至可以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却只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显然有失公平。
2、对该罪的处罚没能实现立法本旨。刑法之所以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巨额财产”问题，使犯罪分子难逃法律的制裁。但是，十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此法条的确定，不仅没能遏制“巨额财产”现象的出现，反而因该法条量刑的宽缓，使得大多数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分子，实际并未真正承担所犯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处罚，却给其极可能是贪贿所得的财产找到了一个“法律承认的归宿”，没能实现惩戒、预防犯罪的目的，违背了立法本旨。[1]
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与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相比，明显偏低，悬殊太大。这种轻重过于悬殊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导致行为人避重就轻，拒不交待贪污、受贿等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乐得被定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二是导致一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犯罪人，而故意不将贪污、受贿的犯罪追查到底，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故意记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帐上，从而达到保护犯罪人的目的。由此可见，由于该罪的法定刑偏低，不但不能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反而起到了保护腐败的作用。[3]
二、提出的完善措施
学界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存在的问题，提出很多具体的完善措施，归纳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为避免该罪的法定刑带来的弊端，认为应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有人认为可设置为：“差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也有人认为至少应当把最高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3]
2、有论者认为随着实践的深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五年最高刑明显滞后，不能体现罪罚相当的原则，已不适应严厉惩治腐败的需要，不利于威慑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由此，建议尽快刑法中关于该罪的规定，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划分为若干档次，分档量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以死刑。[2]
3、主张将国家工作人员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以贪污罪或者受贿罪论处。理由是：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仍与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起不到罚当其罪的作用；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避免了因人为原因将贪污、受贿降格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而重罪轻判的情况；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并不会冤枉行为人，不会造成轻罪重判，因为如果行为人的财产不是通过贪污、受贿所得，他完全可以讲清财产的真实来源，也就是说，主动权是在行为人自己的手中，是行为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将来源不明的财产推定为贪污、受贿在国外已存在立法例。[3]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规范分析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对该罪的法定刑规定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其改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这次修改，主要变动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对财产差额的部分不是采取“没收”的方式，即不再适用没收财产的附加刑，而是对其进行收缴。第二，原来可以“并处或者单处”附加刑，即有的情况下可以对被告人单处没收财产，而不再判处主刑，修改后，则只能适用主刑，相当于提高了刑罚幅度。
这样的修改是必要的。没收财产，作为一种附加刑，是指将被告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针对的对象是被告人所有的财产，即被告人个人享有所有权的合法财产，它不是犯罪所得，也没有用于犯罪活动，这些财产和犯罪并无任何牵连。之所以将其予以没收，是对行为人再犯资格从财产上一种限制或者剥夺，从而以达到制裁和预防的刑罚目的。
追缴违法所得，是刑罚以外的对被告人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一种收缴的处理方式。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行为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而是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与违法行为具有因果联系，理应予以收缴。刑法第64条对此有专门的规定。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行为人对差额巨大的财产不能说明真实来源，以非法所得论。既然以非法所得论，那么就不存在没收合法财产的问题。因此，对差额巨大财产的正确处理方式，应当予以收缴，而不是没收。
对该罪的法定刑中“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是否应当保留？有论者提出不应当保留。理由：一是追缴本身本身什么法定刑，在法条中在法定刑部分和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法定刑并列写在一起，给人一种将追缴当作法定刑的错觉。综观我国刑法其他罪名，都没有在法条法定刑部分写进追缴违法所得、没收违禁品等法定刑以外的处理方法，二是给人一种没有必要的重复感。既然法律有明文规定应看作是违法所得，那么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是必然的，还需要在法定刑部分再加以说明吗？是否有画蛇添足之嫌呢？[1]
我们认为，在现有规定下，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可以保留。首先应当明确，它并不是法定刑的组成部分，而是对犯罪所得的一种具体处理方式，在讨论的时候，不应当把它作为法定刑看待。在明确了没收财产等财产刑和追缴违法所得的界限后，不会给人“追缴”也是法定刑的错觉。
诚然，刑法第64条已经对违法所得作出了处理规定，对于分则中的各个罪名均应适用。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其他犯罪行为并不完全一样，其他犯罪所获得的财物，都是通过具体、明确的犯罪手段得到的，司法机关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差额财产”和其他犯罪所得并不完全等同，它是“以非法所得论”。所谓“以……论”，意指将本不是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当作该事物来看待。对于差额财产，司法机关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就是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将其作为非法所得看待，是司法机关推定的结果，推定虽然有盖然性作基础，但并不能排除合法性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认定这部分财产属于非法所得，确实有点底气不足。法条保留这种规定，是针对这种“非法所得”与一般的非法所得之间的差别，而强调这种非法所得也应该予以追缴。可以说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独特性，决定了这部分内容的保留。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缴行为人的差额财产？有学者认为，只要有差额就应当追缴。不论如何处理案件，都应当对犯罪分子的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没收，决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1]也有论者认为，只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时才能追缴其财产的差额部分。[2]
对差额财产的追缴有一个前提，即这部分财产必须是违法所得。根据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并不是所有的差额财产必然都是非法所得，差额财产以非法所得论是有条件的。只有差额巨大，司法机关才可以责令行为人说明来源，只有行为人没有说明真实来源，财产才以非法所得论。如果没有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30万元，司法机关就不能责令行为人说明，也就不存在非法所得问题，当然也不能追缴。当然，我们所讨论的追缴是专指的司法机关的追缴，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处理措施。按照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和1989年监察部《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低于2000元的差额部分连非法所得都算不上，更谈不上追缴问题。因此，只有达到差额巨大的标准后，司法机关才能对该部分财产予以追缴。
四、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价值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否偏低，这是对该罪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贪污贿赂罪，比起该类犯罪中的其他罪名，它的法定刑确实不算高，但这种法定刑对该罪来说是否是适宜的，才是我们真正所要关注的。我们认为，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并不是过低。
一种犯罪应该配之怎样的法定刑，所遵循的原则就是罪刑相适应原则，或者称为罪刑均衡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种学说，一是报应主义，一是功利主义，这两种观点从各自的前提出发得出了罪刑相适应的结论，但内容却相差甚远。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因此，刑罚的质和量完全以犯罪为转移，即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成为刑罚的尺度。功利主义又可分为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无论规范功利主义还是行为功利主义他们都强调对犯罪的社会预防，规范功利主义注重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行为功利主义注重个别预防效果。报应和功利都有合理性的一面，只强调某一方面，显然有失偏颇。
我国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又称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在犯罪与刑罚之间增加了刑事责任的因素，作为连接犯罪与刑罚的中介。虽然学界对刑事责任的认识不同，对犯罪的本质认识不同[1]，但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当原则、罪刑均衡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容理解是趋于一致的，即不仅包含了报应（对犯罪人的惩罚），而且也包含功利（预防）；既要坚持罪刑相当，又要注重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坚持刑罚个别化。应受惩罚的行为，而惩罚的是行为人，[2]所以，一个被犯罪化的行为所受到的刑罚，应当与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适应，具体而言，立法过程中，在确定某一犯罪行为的法定刑时，要和行为的普遍社会危害性以及该行为所反映出来的普遍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幅度；司法过程中，在对实施某一犯罪行为的行为人确定刑罚时，要以该行为具体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具体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
按照此原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应当设置到何种尺度是合适的呢？从该罪的犯罪构成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推定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建立在盖然性基础之上的，本身就包含了冤枉无辜的可能。“宁要放过一千（犯罪人）也不冤枉一个（无辜者）”和“宁肯冤枉一个（无辜者）不能放过一千（犯罪人）”二者权衡，立法者选择了后者（立法者相当功利色彩的价值立场也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也许会有人说，这种冤枉无辜可能性是国家为制止犯罪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们认为，国家的代价可以体现在司法领域，对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追究，都有可能冤及无辜的危险；但在立法领域，公平应当是首要的价值选择，我们不能以牺牲一个无辜者的个人自由为成本，来换取社会的秩序，特别是在大力倡导保护公民个人人权的时代，刑事法的第一要义是保护人权，然后才是制止犯罪，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据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在犯罪化时，已经包含了立法者对此行为的相当严厉的态度，在选择法定刑时，理应以较低的法定刑予以平衡和补救，否则，就可能付出更大、更多的无辜者的自由作为成本。因此，确定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的，并不是过低。
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社会分析
实务界和学界对该罪的法定刑讨论比较热烈，社会舆论和一些学者们反映该罪的法定刑过低，对该罪立法现状不满的呼声也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而高涨，称该罪为贪官们的“避风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贪污罪、受贿罪存在本质的差异，在犯罪构成上有着质与量的不同，它不符合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却期待以惩治贪污、受贿的法定刑来惩罚，显然不合适。要大幅度提高该罪法定刑，甚至认为要适用死刑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包括某些刑法学者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重刑主义的反映，作为刑法学人，理应对此现象保持一定的警醒。
社会上人们不满的呼声，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众对反腐败的要求。这种不满与其说是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罪的非议，不如说是对整个反腐机制的责难，这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个法条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对整个反腐败机制进行较大改革，以满足社会的要求。当然，作为反腐败机制中重要内容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也应该寻求一个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途径和方式以实现改正的正义。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家教委《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照此贯彻执行。
附：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国家教委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在历史上几经变动，原有的国家集中计划、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办学并直接管理的体制，是与当时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中央各业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基本上适
应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当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随着经济、政治、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改革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学校内部管理体
制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新进展。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办学，开始打破由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职能正向宏观转移，逐步扩大了学校面向社会依法办学的自主权；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共建共管和有条件的学校进行合并等改革试验，逐步加强了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筹权，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有所改善；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机制逐步形成，一些学校的办学条件正在逐步改善；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不断推进，逐步实行学生缴费上学、大多数毕业生在一定范围内“供需见面”、“双向选择”
的制度；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增强了办学活力等。
但是，从总体上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仍然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相适应。这主要表现在：高等学校的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之间的责、权、利没有明确划分和规范，政府直接管理的职能没有完全转变，学校仍缺乏面向社会自主办
学的应有权力和自我约束机制；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其他业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其他业务部门分别办学与管理形成的条块分割局面尚未根本扭转，专门人才的供求没有社会化；学校规模较小，师生比特别是教职工与学生比例偏高，学生缴费上学不规范、公费生与自费生“双
轨制”的弊端日益突出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学校、专业的结构和地区布局不够合理；单科类型、行业性强的学校过多，专业面过窄；部分学校和专业重复设置、“小而全”自成体系、办学效益不高。
三、当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政府机构、职能的变化以及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带来的领导管理方式、经费来源、投资体制和人才需求的重大变化，使
高等学校，特别是中央业务部门所属的300多所高等学校中的大多数学校遇到的问题日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目前，要特别着重抓好管理体制的改革。
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涉及到高等学校布局及结构、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分工、政府与学校的关系等对我国教育发展有全局性影响的改革，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要按照《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要求，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要方向明确、态度积极，努力探索
、措施得力，步子稳妥、逐步到位。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有利于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更加合理，更加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利于高等学校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职责分明，职能规范，管理有序；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全社会和学校广大师生员
工的积极性，共同支持和办好学校；有利于高等学校增强办学活力，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提高办学效益。
五、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争取到2000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基本形成举办者、管理者和办学者职责分明，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经费投入，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为主，条块有机结合的体制框架。
要通过深化改革和立法，划分、规范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的权力与义务。举办者主要是投资举办学校、提供必要的办学条件、提出学校主要学科和专业的服务面向及人才培养要求、对办学实施目标监督等。举办者可以是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也可以是企业、事业、具有法人资格的
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他们可以单独，也可以联合举办。举办者应有代表参加高校的相应的管理机构(如校董会等)。教育行政管理者主要是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全国或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等教育，行使教育行政管理权。两级政府
的其他有关部门在政府授权范围内实施教育管理。政府部门的教育行政管理要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由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规划、法律、经济、评估、信息服务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实行宏观管理。要逐步扩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地区所有高等学校的统筹、协调管理权。办
学者是具有法人资格的高等学校。学校作为独立办学的法人实体，要依法充分行使自主办学权力，在专业设置、招生、指导毕业生就业、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筹措和使用经费、机构设置、人事安排、职称评定、工资分配、对外交流和学校管理等方面拥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
，真正实行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
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把一部分中央部门所属的学校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或由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同建设和共同管理；倡导学校之间合作办学、企业和科研单位参与办学和管理；要按照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提高办学规模效益的原则，逐步对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进行合
理调整和合并，特别是在同一地方规模较小、科类单一、专业设置重复的学校要打破原隶属关系的限制，积极创造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整或合并。通过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权力，逐步淡化和改变学校单一的隶属关系和单纯为本部门培养人才的办学格
局。加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地区所有高等学校的统筹规划、协调、调整和管理，逐步变条块分割为条块有机结合。
六、积极促进那些专业通用性强、地方建设又需要的中央部门所属院校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领导和管理。
——这部分院校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后，在保持学校业已形成的学科特色的同时，要根据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调整原有的学科和专业结构；这部分院校转由地方管理以后，首先要对地方作贡献，为地方培养所需的人才，在招生方面要对地方倾斜，在主要为地
方服务的同时，仍应满足部门、行业对部分人才的特殊需要。中央原主管部门要继续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发展，保持必要的业务指导。
——地方政府要从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出发，把学校的发展纳入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规划，充分发挥这类院校的作用；要逐步增加对学校的投入，不断改善办学条件，保证把学校办得更好。
——这些院校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后，要保证政府财政拨款教育经费的正常投入。教育事业费要足额划拨给地方政府；在建工程(项目)的基建费一般应由中央原主管部门负责解决；学校在划转以前的已完成的基建项目欠款应由中央原主管部门指导并帮助学校解决；未
达到原计划规模但尚未开工的基建工程的基建费以及其他专项投资等划拨的具体办法，由中央原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后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确定；在划转时，对困难较大的部属院校，中央原主管部门可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给予一次性的资助；其劳动工资计划相应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管理。
这项工作难度比较大，要通过充分协商，积极试点，成熟一所办理一所。国务院财政、计划、人事和教育等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并在经费上给予适当补助，促进这项工作的进展。
七、从长远看，国家教委和中央业务部门仍要继续办好管好少数有代表性的骨干学校，以取得对高校发展改革及各有关行业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等宏观指导所必要的直接经验；对一些行业性强而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需要量有限、不便管理的学校，有关部门要继续办好。
这部分学校也要扩大服务面向，在为本部门、本行业服务的同时，也要为所在地区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多做贡献，在招生和培养人才方面也要适当向当地倾斜；也要面向社会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真正起
到示范和带头作用。
八、积极推进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同建设、共同管理高等学校的改革试验，淡化学校单一的隶属关系观念，拓宽学校的服务面向，加强条块结合。
——这类学校在投资渠道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实行中央部门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共建、共管，既可以中央部门为主，也可以地方政府为主，具体分工由共建双方通过签订协议确定。对于实行共建的学校，必要时可以成立由共建双方为主、有关方面参加的学校协调
领导机构。
——共建学校的主管部门，应保证教育事业费、基本建设费的正常投入。对于以地方政府为主管理的共建学校，中央主管部门应继续发挥本部门、行业在业务指导、提供信息、毕业生就业、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做好促进、协调和服务工作。
——地方政府应对共建学校给予包括学科建设在内的多方面支持，特别是在地方政策性补贴以及其他地方性经费资助方面，应逐步做到与省属院校同等待遇，在引进人才、征用土地、减免城市建设配套费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地方政府及其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应充分利用和发挥共建学
校的学科及专业优势，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共建学校要根据部门、行业和地方的需要，扩大为地区服务的专业和招生的比例，树立首先为地方培养人才及进行科技服务的观念。同时，要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地方企事业等单位的联系，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促进自身的建设与发展。
——有些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学校也可加强与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县人民政府的联系，为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积极争取所在地各方面的支持，并通过适当方式吸收当地有关方面参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建学校的试点已经在若干部门和地方展开，初步显示了对部门、地方和学校都有利的优越性。要进一步扩大这项改革的试点范围，创造更丰富的经验。
九、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试验。距离相近的不同类型、不同科类的学校，开展学校之间的合作办学，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实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学科交叉、协同发展，共同提高办学水平和效益。
——学校之间的合作办学，应征得学校主管部门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同意和支持，在学校之间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报国家教委备案。各校的主管部门和独立的法人地位保持不变，但要自愿组成合作办学的协调机构进行协商和管理。
——合作办学的高等学校，要通过互聘教师、互相承认学分、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联合培养研究生、合作开展对外交流活动、实行计算机联网、共用图书资料和教学、科研试验设施、共办产业以及共同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等，充分挖掘各校潜力，真正做到互惠、互利、互补，
共同发展，共同提高。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对本地区高等学校的合作办学进行统筹、协调和指导，促进其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并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和具体的支持。
——合作办学的高等学校，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进行实质性合并，形成一个独立办学的法人实体。
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部分学科互补的或一些规模较小、科类单一、设置重复的学校进行合并。合并学校的目的在于优化某一地区或全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布局，合理使用有限的教育资源与经费，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特别是有些省、自治区、直辖市规模较小的、单科性的或由
地方政府各业务厅局主管的高等院校较多，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应结合中央各有关部门在本地区所办高等院校的情况，加强统筹规划，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合并，优化结构和布局，提高办学水平和效益。
——对高等学校的合并要采取审慎的态度，要经过充分的酝酿和科学的论证，要按照国务院《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规定程序进行审批。
——在合并和调整中，不应将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而影响高等专科教育的发展；不能改变师范院校的性质而削弱师范教育；原则上，不宜将地方院校并入中央部门所属院校而扩大中央部门所属院校的规模。
十一、鼓励企业、企业集团、科学研究单位积极参与高等学校的办学和管理。这项改革的目的在于加强学校与企业、科研单位的联系，促进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增加教育经费来源，增强学校的办学活力和提高教育质量，同时促进企业、科研单位的发展和提高。
——参与办学和管理的企业、科研单位，可以通过参加相应的管理机构，也可以通过与学校签订协作办学协议等方式，探索促进产学研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途径。协作办学各方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共同建立实验室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联合进行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技术开发等实质性的协作。
中央部门可与企业或企业集团共同举办高等专科学校；高等专科学校也可以加入大型企业集团，或者进行其他改革试验，积极探索高等学校多种形式的办学途径。
十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一项牵动面很大的工作，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认真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切实解决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各级领导要加强调查研究，统一认识，制定总体的计划和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推动这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把学校“下放”与“上收”，不是将原来“条条”管理简单地改为“块块”管理而继续自成体系，而是要建立与经济、政治、科技、文化
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有利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新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因此，必须认真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区别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经过试点和不断总结经验，积极探索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新途径。要防止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简单地换“婆婆”和“一放就乱
、一乱就收”的现象重演；防止“一刀切”、一哄而起和搞形式主义。
中央各主管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高等学校要从大局出发，采取积极态度，加强协作，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采取协商、合作的办法加以解决。特别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都有赖于投资和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有关方面应加强调查研究，积极进
行试点，加强投资和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促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在体制改革和转轨过程中，原主管部门不能削弱对学校的领导或减少对学校的投资，而应加强领导和增加投入，大力支持地方政府把学校办得更好。接收中央部门所属的学校或进行统筹管理的地方政府，要充分
考虑有关部门、行业的需要和利益，充分发挥这些学校的作用。对签有协议进行多种形式联合办学的各方的领导，要遵守协议，同心协力，共同把学校办好。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各高等学校要共同努力，为实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目标，为使我国高等教
育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上一个新台阶而做出贡献。
1995年7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