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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正义与法律的关系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一、正义的内涵
在中文里，正义即公平、公正、公道。人们在经验上，或者在直觉上，可能很容易体会到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特别是当一个人受到歧视性对待时，当人们为他讨回公道时，什么是公道、公平、正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们虽然在感觉上，内心道德评价中能给自己所认为的正义观念下定义。但是很难说出大众普遍接受正义到底为何物，就象我们天天生活在时间中，却难以给时间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西方学者认为，正义意味着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平等的正义观。平等的正义观的思想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此提出了非常经典的一种看法：他在平等的意义上分析正义问题，认为正义就是平等的人应该配给相等的事物[1]。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平等，不是一种普遍的人人平等。比利时法学家佩雷尔曼也提出过一种平等的正义观。他强调形式上的平等，提出不管人们出于何种目的，在何种场合使用正义的概念，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在受同一法律规范指导的一系列案件中坚持同样情况同样对待的正义原则，这是佩雷尔曼所主张的。他的这一思想在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形式上的平等，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官先入为主而形成的偏见，致使给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害。他的理论给司法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法律和正义的关系
正义是法律的精神与理论依据。法律不能违背正义的精神，背离正义的法不配成为法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应符合正义的精神。正义作为法律的核心思想起着指导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作用。
法律是保障和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和工具。没有法律强制和威慑力，仅靠道德力量和人们自发的约束行为，维护正义之权威是不可能的。
（一） 正义观对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正义是法律的精神。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但作为统治阶级，他们不能背离大众的，普遍的正义观念去制定法律。背离正义的法律，有法律之名，无法律之实。无正义之精神的法律，社会成员对之失去信心，无人尊敬它，服从它。没有正义的精神蕴含在其中，法律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古至今，正义观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从原始的正义观，发展到现代成熟的正义观，社会进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法律精神的发展。正义观的进化带动法律的进化。法律与正义观的矛盾是法律改革的契机。当社会正义观变化时人们就用一种崭新的主观思想来看待旧时的法律制度，发现诸多不合正义理念的因素，要求废止旧法，制定公正、合理的法律。这种要求推动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2．正义是衡量法律优劣的重要尺度和标准。
衡量法律优劣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法律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是评价法律优劣的重要标准。如果一项法律在社会多数人看来是不正义的，不论立法者认为它多么有用，都必然受到多数人的反对。因此，一项不正义的法律，虽然从实证主义的标准看，仍然是一项有效力，但却不配称为法律，也不可能真正发挥一般法律所具有的效果和作用。[2]
（二）法律对正义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律保障分配正义。
每个社会都存在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因而，要有一套体现大多数人的正义要求的原则来指导社会成员适当的分配资源、利益和负担，以保证资源的利用，利益的共享，负担的承担有序化，这套原则就是社会的分配正义。[3]法为了保障和实现分配正义，需要合理公正的对权利、义务进行分配。人们在分配利益的时候，都愿意拿更多的利益，为了抑制出现这种不公正的现象，法作为分配正义的保障工具而发挥其作用。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把正义原则制度化、法律化，把正义原则纳入到法律制度中，并以这一原则为指导分配权利、义务，体现同样情况同样对待，这一正义精神和法的核心思想。
2. 分配的正义没有实现的时候，矫正的正义发挥其作用。
矫正的正义指当分配的正义遭到破坏时，按照均等的原则予以重建或恢复。如果一个人侵犯另一个人的权利或财产，矫正的正义则要求侵害者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或对侵害者施与其行为相对称的刑罚。矫正的正义在法律上以第二性的权利、义务表现。当社会成员违反法律所确认的分配正义原则时，矫正的正义开始发挥其作用。法律保障和实现矫正正义，一般表现为法律中的惩罚犯罪或给受害者赔偿损失。法律通过这两种形式实现矫正正义，以弥补分配正义被侵犯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法律与正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以上所论述的只是对正义与法，法与正义的关系的简单理解。每个时代对正义的理解有所不同，因而，不同时代的立法者们对同一现象的理解也不同。正义与法律有着密切的关系。正义影响法律的制定，法律反映时代的正义观念。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应对正义与法律的这种关系给予重视，使法律更加适应当今的正义观念。

注释：
[1] [美] E•博登海默 著 邓正来 译 《法理-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第25页。
[2]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203页。
[3]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204页。
[4]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200页。
关于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几点思考

北京市通州区司法局永乐店司法所 王 晨


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人权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法律都对法律援助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为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1997年5月26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及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正式成立；200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３８５号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正式生效施行。据统计，至2003年底，全国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多万件，解答法律咨询600余万人次，有近97万人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福音，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人们投入法律援助事业，为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增添了人性化的关怀与温暖，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保障司法公正和维护人权的良好形象。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呈现出良性的发展态势，前景十分美好。
作为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笔者学习了法律援助的相关知识，也曾经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在平时的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产生了在农村进行法律援助工作的一些看法和认识，以下笔者将结合农村的现实状况对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意义、问题、对策进行论述，与大家一同交流。
一、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所以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农村，援助对象的重点要针对农民，原因有以下三点：
1、农村的贫困人口多。
我国13亿人口，9亿在农村，通过查看数据可以得知，农村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农民的人均收入都是比较低的，经济的落后使得教育水平无法提高，从而导致农民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道德素质不高。以笔者工作的永乐店镇为例，永乐店镇地处北京市最东南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截止到现在全镇常驻人口30000余人，拥有农村低保户781人，人均年纯收入不到7000元，大多数农民都过着穷苦日子。有很大一部分前来咨询的农民都不愿意诉讼解决，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其中因为怕伤和气的占30%，认为打官司很没面子的占6%，而有64%的人是由于家里穷不愿意再额外拿出一笔钱去打官司。随着物价的上涨以及诉讼成本的提高，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2、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案件多。
由于历史习惯、观念意识、经济发展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发生在农村或农民身上的案件有许多属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比如，在农村，每个家庭普遍都有两个孩子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五、六个，孩子多导致家庭贫困，孩子长大成家后，由于文化素质不高或因为贫困、子女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对老人的赡养问题。笔者在2004年承办的一个索要赡养费的法律援助案件就是因为老人的两个儿子都不尽赡养义务，其中大儿子同意赡养，但前提是二儿子也必须承担赡养义务，否则他也不赡养老人；二儿子则因为贫穷拒绝赡养老人。最终老人一气之下将两个儿子告上了法庭，用法律武器维护了自身的权益。在农村像这种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的案件为数不少。另外，现在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条件恶劣及安全措施不当导致农民工因工受伤的情况层出不穷，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工是无助的，这时候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
3、在农村加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可进一步加大普法力度，产生法律宣传的效应，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在农村接受法制宣传的机会要比城市低得多，相当多的农民对法律知之甚少，对诉讼敬而远之。而农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村与村之间联系很多，李家出了什么事，过几天全村甚至外村都会听说。因此笔者认为切实地为农民办几件实事比单纯进行法制宣传的效果要好，因为当事人回去会向其他人讲述自己的事情，其他人在听的过程中不仅了解到一些法律法规知识，而且还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再去向另外一些人讲述，这样在无形中就提高了农民对法律法规的认知程度。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让广大农民多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可以扩大影响，消除一些农民认为法律遥不可及的偏见，改变农民对法律、诉讼的一些认识，提高农民知法、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减少因农民不懂法而吃亏上当的情况的发生。
二、现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援助工作宣传力度不够。
笔者认为如今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存在偏颇，在城市宣传的较为广泛，法律援助中心也多设在城市里，而针对基层农村的宣传较少，因为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真的广泛宣传恐怕会有相当多的农民找上门来寻求法律援助，造成法律援助机构应接不暇。但这样就与成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因为宣传的少，广大农民就不了解法律援助，不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非常困难，而且对于整体素质不高的农民，一旦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他们不知道求助于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服务者，又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那么只有凭感情用事，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从而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法律援助审批程序亟待完善。
当前法律援助审批权在法律援助机构，当事人只要交齐相关的证明和材料一般就能够获得免交代理费等法律援助。而笔者在工作中发现，在农村，开具一份无收入或生活贫困证明非常容易，这就给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机，难以确保全部法律援助资源都切实用于帮助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援人，加大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成本，降低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效率。因此，如何进行严格且有效的审查是法律援助审批程序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法律援助除了免交律师费、代理费外，还应包括减、缓、免交诉讼费，这就涉及到法院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审批。而对于法院来说，法律援助案件一般仅限于或说多限于刑事辩护案件的法律援助，对于民商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要想减、缓、免交诉讼费，一般不太可能，得到法律援助的可能性很小。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而法院却没有同意其缓、免交诉讼费用，最终导致无法立案。笔者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中也遇到过同样的一个问题，索性赡养案件诉讼费只有50元，笔者先行垫付了，那诉讼费要是几百元甚至上千上万元呢？因此，法律服务费的减免和诉讼费缓、减、免的衔接问题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经济困难的农民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批准得到减、免费的律师服务后，往往由于得不到法院缓收和减免诉讼费而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最终落不到实处。
3、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矛盾突出。
随着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据笔者在永乐店镇的调查显示，《法治进行时》、《法制播报》、《今日说法》等法制栏目在农村拥有很高的收视率，农民寻求法律帮助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对法律知识的运用越来越广，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法律援助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加上法律服务和运作成本在不断增加，使得我国的法律援助资源不能适应正在急剧转型和变化的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2002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受到援助的低于18万件，受援率不足1/4。
三、解决对策。
1、加强宣传，让农民“知”法律援助。
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仅仅依靠在农民赶集时向他们发放宣传资料已经远远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了。在当今这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在有条件的农村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法律援助的相关内容；在条件落后的地区，可以通过送法下乡、法律咨询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了解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知道怎样去寻求法律保护，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以解决。
2、协调配合，让农民“用”法律援助。
仅仅“知”法律援助是不够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用”法律援助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首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工作中遇到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要主动向当事人提出并积极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的有关事宜；其次，法律援助机构要严格审查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使应该得到援助的人得到应有的援助。最后，法律援助机构应与人民法院密切配合，杜绝因无法交纳诉讼费而致使法律援助终止的情况发生，使农民能够顺利地“用”法律援助。
3、提高质量，让农民“信”法律援助。
市场经济体制下，产品质量尤为重要，法律援助工作也不例外。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民对法律援助的信任度，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要认真做好案件的审阅、调查和准备工作，不能因为农民懂得少、是弱势群体就敷衍了事，要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切实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只有获得了信任，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关注它，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才能为维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做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4、加大投入，让农民“靠”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法律援助。笔者设想，在将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农村贫困地区以乡镇为单位设置法律援助工作站，每个工作站配备2-3名公职律师，由法律援助机构每月为公职律师发放工资，公职律师负责本乡镇的法律援助工作，免费办理咨询、代书等非诉法律事务并承办本乡镇范围内的法律援助案件，这样就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使更多的农民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利益，真正做到让农民“靠”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