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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谷，张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关键词: 检察委员会/业务决策/宏观指导/业务管理
内容提要: 与检委会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现实原因有着密切的关联，对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强化是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的现实需要。为强化检察委员会业务决策职能，充分发挥业务决策职能作用，在改革实践探索基础上，检察委员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查把关、加强对检察业务的宏观指导，以及加强对检察业务管理的指导。


　 检察委员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一项制度创举，检察委员会（以下简称“检委会”）不仅是各级检察机关的必设机构，也是检察机关内部实行集体领导、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事项的法定组织形式，其对检察业务有着最高的决策权，对检察工作全局具有重要宏观指导作用。当前，由于对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实践探索也相对滞后，业务决策职能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因此，厘清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价值基础，总结发挥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作用的实践探索，探讨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实现路径，无疑对深化检察改革，强化法律监督，保证检察机关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具有重要意义。

　 一、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价值基础

　 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赋予检委会的一项基本职能。《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先后对检委会的具体职能作出规定，形成了检委会审议议题范围的十大内容。[1]检委会所具有的业务决策职能还与检委会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当前社会的现实原因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与传承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设立最高人民检察署委员会议，由检察长、副检察长、秘书长和委员组成，以检察长为主席。最高人民检察署委员会议“议决有关检察之政策方针、重大案件及其他重要事项，并总结经验”。1954年9月，新中国的第一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在检察长领导下，处理有关检察工作的重大问题”。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1979年7月，新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事项”。

　 检委会作为检察机关的内部决策机构，从建立初期，因其他内设机构和组织甚至党组的缺位，造成决策内容政治化、行政与业务不分，且几乎包揽处理所有检察工作的重大问题。直到恢复重建后，由于检察机关党组、检察长等领导决策机构的建立健全，相应的职责分工明确，检委会的职责才越来越清晰，并最终定位于业务决策。纵观检委会制度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无论其决策内容如何发展变化，对检察业务的决策始终是检委会一项固有不变的基本职能。因此，由检委会行使对重大检察业务的决策职能符合我国国情和检察工作发展规律，是检委会制度6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和传承，需要我们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发展下去。

　 （二）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现实需要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在新的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公正、严明、清廉、高效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检察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面临的新要求越来越高。检委会作为检察机关业务决策机构，作出的决定具有法定效力，检委会的决策质量直接影响着检察工作水平，因此当前检委会承担的任务十分重要。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检院”）贯彻落实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检委会需要着力研究和推进检察改革，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和对自身执法的监督制约，促进检察工作全面科学发展；需要着力研究和推进立足检察职能，服务大局，保障民生，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需要着力研究和推进检察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切实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因此，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现实需要，检察机关必须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

　 二、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对实现和保障司法公正有了更多的期待和要求，检察机关在改革检察业务决策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积极构筑保障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制度规范

　 近几年来，高检院陆续发布了一批检委会工作规范性文件，为检委会发挥职能作用奠定了制度基础。至2010年底，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条例七个文件”的检委会工作制度和规范体系。[2]这些均是高检院在我国法治进程不断加快、检察事业不断发展和检察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对保障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所起的制度性作用。各地检察机关在执行高检院统一规定的同时，还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形成了各自的工作特点。如对议事范围中“重大案件”的界定，高检院规定得较为原则，而笔者所在单位进行了符合办案特点的细化诠释，其中将“提请抗诉的刑事案件”细化为“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撤回抗诉的刑事案件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请抗诉、提出抗诉的刑事案件”，从制度上有效地保证了检委会对办理刑事抗诉案件的决策指导。

　 （二）努力探索强化检委会宏观业务指导的有效途径

　 为强化检委会对检察业务的宏观决策和指导，一些地方检察院在制度创新上作了有益的探索，如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创设的检委会业务通报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检委会宏观业务决策指导的作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开设了《检委会通报—检察建议专刊》，并以该通报为载体，不仅审议决定该检察院本身制发的层次高、份量重的检察建议，而且审议发布其下级检察院制发的质量高、效果好的检察建议，供该市各级院学习借鉴。同时，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还开设了《检察情况反映》专刊，以及时向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此外，该检察院检委会还开设了《检委会通报—案例专刊》，即检委会审议或者选择重大疑难案件、新类型案件和典型工作经验，以通报形式发布，由下级检察院参照执行。

　 （三）不断优化检委会对检察业务管理的决策指导

　 按照高检院《关于加强案件管理的规定》的要求，目前不少地方检察院已经形成多项长效机制。如笔者所在单位建立了案件质量督查制度。案件质量督查是在检委会的授权下，由专门内设机构（研究室）代表检委会对本院各业务部门办案质量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主要通过检查已经办结的案件材料，复核相关法律文书，提出案件质量的审查意见，形成季度案件质量督查报告提请检委会审议。检委会每季度在总结分析本院案件质量检查情况的基础上，对当前影响办案质量的实体、程序等问题提出解决和改进的指导意见，并以“检委会通报”形式下发全院贯彻执行。同时，检委会针对案件督查报告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反映的争议较大的法律适用典型疑难问题，责成相关责任部门进行研究分析，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专题调研报告，及时报告上级检察院，以为正确适用法律，统一执法尺度提供有益参考。

　 三、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主要路径

　 当前司法实践中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作用尚未得到充分体现，为此，有必要研究探讨深化完善检委会制度、强化检委会业务决策职能的主要路径。

　 （一）切实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查把关

　 当前，基层检委会在审议决定案件中普遍存在“讨论程序性案件多、讨论疑难复杂案件少”的现象。[3]所谓“程序性处理案件”，是指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有关法律、司法解释及其他规定，应当提请检委会决定的案件，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存疑不起诉、相对不起诉等案件。而大多数相对不起诉案件事实简单清楚、犯罪情节轻微、适用法律没有争议，提请检委会决定，只是法定的必经程序而并非是因为案件本身的重大疑难复杂性。检委会审议决定重大案件是各级检委会的法定基本职能，直接关系检委会职能作用的发挥，关系检察决策民主科学，关系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水平。因此，当前检委会应当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议。
从长城商标侵权案分析商标近似的判断

喜欢喝葡萄酒的人一定知道“长城”葡萄酒，“长城”有三家，都是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粮）的。由于“长城”在葡萄酒中的名气非常大，树大招风，各路“傍名牌”者纷至沓来，各色以长城为后缀的葡萄酒满天飞。中粮自然不能容忍这种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在全国各地展开打击行为。又以侵犯商标权名义将北京嘉裕东方葡萄酒有限公司（简称嘉裕）等三家公司告上法庭，提出的赔偿金额为1亿元，创造商标侵权赔偿额之最。

这个案子的一审判定嘉裕使用的商标侵犯了中粮长城商标的商标权。这个案子因为要求赔偿的数额巨大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知识产权报》曾经对我进行专访，本人不愿意有过多的评论，言多必失，要遭同行笑话的，看过相关诉讼材料，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比较有意思，拿出来与大家一起探讨：商标是否构成近似该如何判断。

《商标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这是法律规定的判断标准，并不是十分明确。从法律规定上看应该从两个层次来分析：1、判断的基础是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2、判断的标准相同或者近似。

1、判断的基础

先来看判断的基础，只有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才能进行比较。什么是同一种商品，这个问题本人也不甚清楚。同样是“中华”商标，有中华汽车、中华香烟、中华牙膏等，汽车、香烟、牙膏当然大家不会认为是同一种商品，啤酒、葡萄酒、白酒有很多认为是同一种商品。

商标注册讲究的是分类，这个分类是国际通行的分类标准。总共45大类，大类中又有分为若干小类，小类中又包含若干种商品，区区45类商品的商标分类表却是厚厚的一本书，同一种商品是什么？在同一个大类中？还是在同一大类同一小类中才是同一种商品？民间最少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将同一种商品直接细化到具体的物品，比如杯子，有人认为同样是喝水的杯子，但是玻璃做和陶土做的就不是同一种商品；另一种看法是按大的种类来分，比如认为白酒、啤酒、葡萄酒都是酒，是同一种商品，但是啤酒和葡萄酒按通行的商标分类却不在一个大类中。

法律对同一种商品是如何界定的呢？本人检索了很多法规，仍然没有找到答案，自然不敢胡乱讲。本人以前一直认为同一种商品应该是指按商标分类同在一个大类中的商品。“同一种商品怎么和同一大类商品是一回事？”已经有无数人这样反驳我，我无法说服这些客户，现在弄得自己都迷惑了，我期待法律有明确的界定。什么是同一种商品都没有搞清楚，那么什么是类似商品更是无法弄清楚。

在本案中说的都是葡萄酒，因为已经细化到具体的物品，所以大家都认为中粮的长城葡萄酒和嘉裕的葡萄酒是同一种商品，大家并没有关注到判断的基础这个问题。但还是要借这个案子，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引起相关机构的重视，做明确的界定。

2、判断的标准

即使有了判断的基础，是不是相同或近似又有如何判断呢？相同是很好判断的，相似的标准是什么？怎样才构成相似？判断是由人去判断的，那么一定会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也就是说同样的两种商品摆在一起，是不是构成相似，不同的人去判断就会有不同的结果。那么这里又可以引申出两个问题来：1、判断的标准是什么？2、由有什么人来判断。

（1）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这个也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将这个难题留给了实际工作者。实际工作者的工作原则应该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还是不能脱离法律，那么我们就从其他法律规定中去寻找相关规定。

《商标法实施细则》第五十条：“……（一）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大凡使用与有著名商标相同或近似商标的目的就是让消费者混淆、误认为就是著名商标的产品而购买，这是一种搭便车、傍名牌行为。那么相似我们是不是以这个为标准：商标是不是近似，要看是不是使消费者产生误认。

（2）由什么人来判断
本人在判决书注意到：“中粮曾经于2001年向国家工商局公平交易局投诉嘉裕长城仿冒其长城葡萄酒”，这个仿冒我们只能认为是商标或者商标标示的仿冒。江西省工商局经过调查认为不构成仿冒，国家工商局对江西省工商局的调查结果没有异议。也就是说工商局不认为这两者的商标构成相似。中粮将嘉裕起诉到北京高院，北京高院判决商标构成侵权，即认为这两者的商标构成近似。工商局和法院各有自己的判断，他们的判断截然相反。

在司法实践中有时法院还会让一些有资质的评估机构来判断，并以他们的判断作为判决的依据。本人曾经和评估机构联系过。评估的结果本来让人疑惑，前一阵闹得很厉害的女教师裸死案先后几份鉴定，各自矛盾。在人命关天的刑事案件中，评估机构做假的报道也不少。由于我国评估机构的机制不健全，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评估机构的结果也是不可以信赖的。

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中立的评估机构，到底应该由那家机构来进行判断？那家判断的结果最为有效？本人认为法院是最不能轻易做判断的，因为司法救济是最后的救济途径，法院做了判断，如果错了基本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挽回这个错误。

到底该由什么人来判断呢？本人到是有个想法，既然使用与著名商标相似商标的目的是使消费者误认，摆在商场里，是不是近似是由消费者本人来判断的，产生误认后，最终的受害人是消费者，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由消费者来判断呢？



作者：王瑜，知识产权律师，电话：010-5166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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