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好《电子招标投标办法》贯彻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关于做好《电子招标投标办法》贯彻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发改法规[2013]1284号
国务院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信委（经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建委、局）、交通厅（局）、水利厅（局）、商务厅（局），各铁路局，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各计划单列企业集团:
《电子招标投标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原铁道部、水利部、商务部联合发布，并于2013年5月1日起实施。现就做好贯彻实施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办法》贯彻实施的重要意义
完善电子招标投标制度，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提高招标采购透明度，节约资源和交易成本，解决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方面的独特优势，是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大幅提升信息化水平、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要求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落实中央惩治和预防腐败长效机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办法》在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规划了电子招标投标的系统架构，确立了互联互通的技术规范，建立了信息集约的共享机制，提供了交易安全的制度保障，创新了监督管理的方式方法，为电子招标投标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做好《办法》贯彻实施，对促进招标采购市场的健康发展、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生态文明和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抓好落实。
二、贯彻实施《办法》的基本要求
（一）坚持统筹规划与分步实施相结合。电子招标投标市场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建立起由交易平台、公共服务平台、行政监督平台构成，分类清晰、功能互补、互联互通的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实现所有招标项目全过程电子化。鉴于全面建成满足各类采购需求的电子招标投标系统不可能一蹴而就，《办法》没有对实行电子招标投标的项目范围及其环节作出强制要求，留由各地方各部门和有关市场主体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逐步实施。
（二）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中央关于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要求，从发展规划、技术标准、交易规则、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积极引导市场主体采用电子化方式进行招标投标活动。在此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交易平台的建设运营和选择使用等方面，鼓励平等竞争，提高效率、改善服务。
（三）坚持统一规范与鼓励创新相结合。在电子招标投标系统由不同主体分散建立的情况下，《办法》通过统一技术和数据接口标准以及信息交换要求，为实现电子招标投标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提供了制度保障。各部门、地方和有关市场主体应当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切实消除技术壁垒，避免形成信息孤岛。与此同时，要充分考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实际，将统一规范的要求严格限定在保证交易安全和消除技术壁垒的范围内，为技术创新留出足够空间。
（四）坚持提高效率和确保安全相结合。为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子招标的效率优势，有必要减少管理环节，优化交易流程，提倡全部交易过程的电子化。但是，提高效率需要以行为规范和交易安全为前提。为此，要按照《办法》和技术规范要求设置身份识别、权限监控、局部隔离、离线编辑、加密解密、操作记录、信息留痕、存档备份以及系统检测、认证等安全制度。
三、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培训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监督管理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采取专家解读、问题解答、实践动态、知识竞赛等方式，广泛宣传《办法》；组织本部门、本系统从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的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或者结合有关招标投标业务进行培训，并将《办法》学习培训纳入考核内容。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要将《办法》的学习作为提高员工业务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行为和招标代理行为。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建设、运营、检测、认证等机构和相关从业人员要认真学习《办法》及技术规范，确保系统安全规范高效便捷。组建评标专家库的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对评标专家进行集中培训。有关行业组织要立足服务，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开展会员单位的培训。各种培训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得乱收费，确保培训质量。
四、加快交易平台的建设应用步伐
（一）引导各类主体有序建设运营交易平台。建设满足各类采购需求的交易平台，是推进电子招标投标的基础和前提。依法设立的招标投标交易场所、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以及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组织可以按行业专业类别，以及市场化、专业化、集约化方向，建设运营交易平台。鼓励一次性采购以及采购规模小、采购频率低的单位选择使用第三方建设运营的交易平台，促进交易平台适度规模经营，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
（二）依法合规建设运营交易平台。交易平台要坚持标准统一、互联互通、公开透明、安全高效的原则，在功能设置、技术标准、安全保障、运营管理等方面严格执行《办法》及技术规范，经检测和第三方认证并在公共服务平台上免费注册登记后投入运营。交易平台应当保持技术中立，不得限制或者排斥符合技术规范的工具软件与其对接。交易平台应当以在线完成招标投标交易为主，可以兼具部分公共服务功能。在《办法》颁布实施前已经建成运营的电子招标投标系统，要按照《办法》和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改造，其中兼具部分公共服务和行政监督功能的交易平台，应按照管办分开的原则将交易功能和行政监督功能分由不同主体负责。交易平台运营机构应当严格遵守招标投标规定，不得以任何手段为弄虚作假、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便利，不得泄露招标投标活动应当保密的信息。
（三）交易平台平等竞争。各交易平台运营机构应当通过规范经营、科学管理、技术创新、优质服务和合理收费提高市场占有率，其经营范围不得因建设主体、所处行业地区，以及所有制的不同而有所限制或歧视。除按照《办法》进行检测认证和注册登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交易平台的建设运营设置或变相设置行政许可或备案。
五、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一）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电子招标投标的持续健康发展，对借助公共服务平台实现资源共享、打破技术壁垒、提高交易透明度、加强信息集成等提出了迫切要求。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政府主导、共建共享、公益服务的原则，推动建立本地区统一的公共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原则上分为国家、省和市三个层级，具备条件的地方可推动建立全省统一、终端覆盖市县的公共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的功能设置、安全保障、运营管理要严格执行《办法》和技术规范。已经建成或者准备建设的具有部分公共服务功能的电子招标投标系统，要按照《办法》和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改造，为市场主体提供相应服务。公共服务平台经检测认证后投入运营，但不得具备交易功能。
（二）实现各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下一层级的公共服务平台应当与上一层级的公共服务平台连接并注册登记，交易平台应当选择任一公共服务平台注册登记。交易平台与公共服务平台之间，不同层级的公共服务平台之间，应当按照《办法》规定及时交互有关信息，最终形成以交易平台为基础，以公共服务平台为枢纽，以行政监督平台为保障，互联互通的电子招标投标系统网络。
（三）探索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在立足公益服务这一基本定位下，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按照“政府主导、共建共享、公益服务”的原则建设运营公共服务平台，确保公共服务的及时、全面和可持续。公共服务平台要妥善处理好与交易平台、行政监督平台的关系，拓宽信息来源渠道，不断充实并及时更新有关信息，夯实服务基础。
六、加强和改进行政监管
（一）明确执法主体。推行电子招标投标对加强和改进行政监督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级行政监督部门、监察机关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依法查处电子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本行政区域内电子招标投标系统的建设、运行，以及相关检测、认证活动实施监督。
（二）建设行政监督平台。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监察机关要结合电子政务建设，按照《办法》要求建设行政监督平台，明确监管事项、监管流程和监管要求。交易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应当向行政监督部门、监察机关开放监管通道。已经建成的行政监督平台，要根据《办法》以及将要发布的行政监督平台技术规范进行改造。行政监督平台已经嵌入交易平台的，要保证在线监督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允许通过检测认证的其他交易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与其对接，不得限制或排斥。
（三）推动在线监管。各级行政监督部门和监察机关要逐步减少使用纸质载体的监督管理方式，取消违法设置的行政审批和核准环节，加强与项目审核、财政资金拨付、项目实施、合同管理等环节的联动，以行政监督的无纸化推动招标投标全流程的电子化，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子招标投标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公开的优势。
七、抓紧完善相关制度机制
（一）尽快制定配套规定。电子招标投标是成长性和创新性很强的新兴领域，做好贯彻落实工作，需要不断完善配套制度，健全相关机制。当前，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起草制定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检测认证办法，明确检测认证的主体、标准和程序；起草制定公共服务平台管理办法，明确公共服务范围、提供方式，进一步界定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加强信息集成、共享和再利用；编制出台公共服务平台和行政监督平台技术规范，明确基本功能、信息资源库、数据编码规则、系统接口、技术支撑与保障要求等。各地区各部门要对不适应电子招标投标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增强规定的统一性和适用性。
（二）健全以信息为基础的机制建设。电子招标投标为进一步提高采购透明度提供了技术支撑。除依法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项目交易信息外，鼓励公布不涉及商业、技术秘密的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以及项目完成质量、期限、结算金额等履约信息。通过最大限度的公开保证竞争的公平公正。充分发挥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整合功能，做好全国或者本地区、本行业数据统计利用，分析预警招标投标违法行为，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前瞻性和有效性。在推动招标投标信息在全国范围内联动共享的同时，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健全奖优罚劣的信用机制。
八、确保贯彻实施工作落到实处
（一）制定贯彻落实方案。为尽快实现全部招标项目全过程电子化的目标，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方案，科学规划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模式、建设步骤、推进措施和各阶段要求，于2013年9月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二）开展创新示范。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选择若干工作基础较好的省市和单位，作为推进电子招标投标的创新示范点，以点带面，不断提高电子招标投标的广度和深度。
（三）加强协调配合。推行电子招标投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发展改革部门要发挥好指导协调作用，加强统筹规划和沟通协调，在发展目标、综合性政策、技术标准等方面，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贯彻落实和监督执法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 通 运 输 部
水 利 部
商 务 部
2013年7月3日
关于单位犯罪基本问题的探讨
作者：路荣臻
摘要：单位犯罪是犯罪的一种具体形态，着眼于我国单位犯罪的有关规定，首先简要回顾了我国单位犯罪的立法现状，其次阐释了单位犯罪的概念，再次论述了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最后就单位犯罪的刑罚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单位犯罪 犯罪的构成要件 刑罚
Abstract: The paper is mainly about the relevant rules about unit crimes. It first reviews the present state of enacting laws about the unit crimes in our country , secondly sketchs out the conception of unit crimes , thirdly discourses the elements for unit crimes and lastly problems about crimibal laws.
单位犯罪，在刑法理论上，也称为法人犯罪，是相对于自然人犯罪而言的。我国1979年刑法未对单位犯罪作出规定，之所以在1997年刑法中规定了单位犯罪，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需要并借鉴了国外立法中优秀成分的结果。英美法系国家较早地规定了单位犯罪，英国于1842年伯明翰与格劳赛斯特案中，法人因未履行法定义务而被定罪；随之是大陆法系国家。单位犯罪的规定在我国最早出现在198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其中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犯走私罪的，由司法机关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判处罚金，判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和违法所得。”此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一些刑法修改补充规定中，先后又规定了几十种单位犯罪。这些规定确定的是一些具体的单位犯罪，具有分散的特点。修订后的刑法在总则中对单位犯罪作出规定，实是立法中的又一大进步。下面试围绕单位犯罪就其有关概念、构成要件和刑罚等内容作一论述。
一、单位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单位犯罪是犯罪的一种具体形态，先来讨论一下犯罪问题。19世纪法国刑法学家、犯罪学家塔尔德曾经指出：“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可以用一般的社会规律来加以说明。”①我国刑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犯罪的基本概念，即“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上述犯罪概念表明，我国刑法上的犯罪概念，是一个坚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实质特征与违反刑法禁止性规范的形式特征相统一的犯罪概念，可以说，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会的、违反刑法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这一概念涵盖了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因单位犯罪同样具备这三个特征，所以作一较深入的阐释。
（一）社会危害性。法律的规定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当某一种具体行为侵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或动摇了其统治秩序时，它必然以法律的形式把它约束起来，即规定为犯罪行为，从而名正言顺地加以制约。我国刑法总则对于构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外延作了概括的规定，分则中又将严重社会危害的内容分为十章，区别情况作了具体规定。社会危害性可以说从本质上体现了犯罪，从其表现形态来看可以划分为物质性危害和非物质性危害，前者是能够具体确定和度量的，又是具体有形的物质形态，后者是抽象的、无形的、不能具体测量的一种损害；还可以划分为现实的危害和可能的危害，前者是已经实现的社会危害，具体表现为实害犯，后者是可能发生的社会危害性，具体表现为危险犯或者不完整的故意犯罪形态，如犯罪的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等。某一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危害程度的强弱大小，这些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价值标准来判断的，因为法律毕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形式，它要适时而恰当地将其意志表现出来，必然要打上这一鲜明的特征烙印。同时，社会危害性还要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体现出明显的动态意向，在不断的改变中体现其历史形态和可比性质。为了把犯罪和违法行为相区分，社会危害性还有一个程度问题，即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才能构成犯罪，否则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用普通的道德规范加以调制就可以了。
（二）刑事违法性。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犯罪行为属我国刑法明文禁止的行为，只要触犯了这些条文即构成犯罪。与此相对应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这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体现。我国刑法中的禁止性规范散见于刑法典、单行法规、附属刑法中，内容广泛。如果某一个人的行为，尽管具有某种社会危害性，只要它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同样不能认定其具有犯罪的性质。
（三）应受刑罚处罚性。某一具体行为也必须达到应当给以刑罚处罚的程度时，才能认定为犯罪。从一般理论上讲，构成犯罪必然要处以刑罚，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二者不可分离。通常情况下，有犯罪必然有刑罚，除非具有法定免除刑罚情节、享有刑事管辖豁免、超过追诉时效等几种情节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有罪无罚。从立法上看，所有的犯罪，都必须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一特征。
犯罪概念的上述三个特征，是辩证统一的，缺一不可的，三个特征中，社会危害性是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是从社会危害性特征派生出来的，三个特征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犯罪概念的总体，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总标准。
清楚了犯罪的概念及其特征，单位犯罪的概念就清晰地呈现出来。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本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单位犯罪的概念，可作如下归纳，即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谋取单位非法利益，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犯罪。这里没有采用“法人犯罪”这个概念，因为在实践中这类犯罪并不仅仅是法人单位实施的，也有非法人单位实施，使用“单位犯罪”这个概念能够把法人单位和非法人单位均包括在犯罪主体之中。
二、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
以上是对单位犯罪概念的阐述，下面对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探讨。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指依照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或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②由定义可见，犯罪构成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其一，犯罪构成是由刑法所规定的。刑法对犯罪构成的规定是通过总则性规定和分则性规定共同完成的。这不仅在刑法典上表现出来，也在刑法总则与专门刑法、附属刑法的关系上表现出来；其二，犯罪构成总体上必须符合犯罪概念的基本特征。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离开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处罚性，就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犯罪构成；其三，犯罪构成是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总和。我国犯罪构成采用的模式是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相联系的结构，因此，我国刑法上的犯罪构成是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四大类要件的总和。其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是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相一致。单位犯罪同样具有以上四个构成要件。
（一）单位犯罪的主体
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公司、企业。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也是企业，由于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在单位犯罪中所占比例较大，因而有必要将其摆在突出位置，这样有利于加强对公司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所以刑法中将二者分开表述，以示其重要性。我国目前主要的公司形式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修订后的公司法在有限责任公司章节中规定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所为犯罪行为，是股东为了个人利益借公司名义而进行犯罪行为的，应按个人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是为了股东利益目的，并以公司名义实施的，应按单位犯罪的规定对其及责任人员进行定罪量刑。企业的内容也非常广泛，除包括国有的和集体的公司、企业外，还包括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各种合资、合作企业，它们大多从事生产、运输、贸易等经营活动，实行经济核算并以营利为目的。
事业单位。所谓事业单位是指受国家机关领导，没有生产收入，不实行经济核算，所需经费由国家开支的单位。与公司、企业不同，事业单位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是注重于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些事业单位主要依靠国家预算对其拨付经费，它们的任务只能是从事公益性事业，不参与市场竞争，因此成为单位犯罪的可能性很小；而有些事业单位能够直接参加有关的民事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经济责任，甚至被推向市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虽然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参与了市场经济活动，是很有可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的。
机关。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的单位犯罪的主体包括“机关”。所谓机关，从广义上讲是指所有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队、政党等等；从狭义上讲，机关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刑法规定构成单位犯罪主体的机关，并未明确是指广义的机关还是狭义的机关。在刑法修改乃至目前的刑法学研究及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国家机关到底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的争论。肯定说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刑法原则，更是宪法原则。国家机关如果触犯刑法构成犯罪，同样应受到法律制裁，不应享有任何特殊。而国家机关也会因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增强其威信。否定说则认为，将国家机关作为犯罪主体有损国家机关的威信，对其惩罚无疑是国家的自我惩罚。
笔者认为，把国家机关列为单位犯罪的主体是不妥的。国家机关是国家的管理机构，行使国家的管理职能。首先，从立法背景来看，我国原是一直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国家机关经商或以其他方式介入经济领域、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比较普遍。因此，造成国家机关参与犯罪现象的存在。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1997年修改以前的刑法中尚无确认单位犯罪的规定。自80年代起，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走向市场经济，政企分开，各司其职，这使得国家机关涉足经济领域，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乃至消灭，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对于一项渐趋消亡的事物，却在立法上将其确立为构成犯罪的主体，这种立法的迟缓和不科学有碍国家机关自身职能的发挥。其次，从国家机关职能而言，将国家机关确立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也殊有不当。将代表国家行使特定职能的国家机关作为犯罪主体，于情理、逻辑上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国家机关的职能是依法对国家行使管理，其利益即是国家的利益，所以，所谓国家机关的犯罪，实质上只是某些机关领导人为了政治目的或经济上的不当得利的自然人犯罪。因为，这只能是某个人的犯罪恶意，而不能上升为国家机关的犯罪恶意。再次，我国刑法对于单位犯罪的处罚刑种，只规定了罚金刑。只有犯罪单位具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资产时，其受到刑事处罚、被判受罚金刑时，才能显示出刑法对单位犯罪进行处罚的惩治效果和教育、预防犯罪的作用。而国家机关实际上并没有自己所有的财产，其资金费用均来自国库，是国家财政拨款，这在刑罚执行上存在大大的疑问，罚得再多也是左边口袋送到右边口袋，无实际处罚意义。今天罚他20万，他明天向国家财政开口要25万，因为，他除了要补回被罚掉的财产外，还会要求因此而需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这无疑造成国家对自己的惩罚。从司法实践看，我国从1987年公布实施的《海关法》确立国家机关为犯罪主体以来，已发生了多起影响较大的机关涉及犯罪案件。如丹东汽车走私案、泰安走私案等。但这些案件没有一件是按单位犯罪案件处理，而仅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这决非偶然，这反映了国家机关在单位犯罪中作为主体的不可操作性及司法机关对国家机关能否作为犯罪主体的困惑与怀疑。与其在怀疑和困惑中尴尬地保留不可行的东西，不如顺其自然，将国家机关从单位犯罪主体中剥离，以正其位。最后，我国刑法典使用机关这一“字样”的目的，也没有把某种国家机关排除在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任何一种或一级的国家机关，只要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单位犯罪，都应当受到惩罚。那么，如立法机关，这在实践中又有谁能立其为犯罪主体呢？法国新刑法典第121-2条明确规定了除国家外，法人在法律或条例有规定的场合，对其机关或代表其利益实施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这是值得深思与借鉴的。。
团体。团体是指由某一行业、某一阶层的人员自主成立的组织，包括人民群众团体、社会公益团体、学生研究团体、文化意识团体、宗教团体等。与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相比，团体的结构比较松散，履行的社会职能比较特殊，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影响。
（二）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
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刑法规定的成立单位犯罪必须具备的单位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我们对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进行研究，可以赋予单位一定的人格，即视其为是一个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存有自己的认识和意志，能够对外界的影响作出认知和反映，并体现于行为之中的人格化主体。这种人格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单位的认识和意志是群体的认识和意志，是单位全体共同的或者是其决策层的认识和意志，这是单位作为一个整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依据。集体意志是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主要区别之一，它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形成，或是由单位内有权对本单位事务作出决策的机构集体研究决定；或是由单位主管人员和负责人员以单位的名义作出决定并付诸实施。单位内任何个别成员的意志，非经上述程序转化成集体的意志，就不可能成为单位犯罪的构成要素。
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犯罪的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大部分是故意犯罪，但也有一些是过失犯罪。犯罪的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当然由过失构成的单位犯罪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数量虽小却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失犯罪应当由有关自然人负责，但这种观点不利于正确分析和认定单位犯罪，而且也违反了罪责自负，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还有一个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问题，这主要是为了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加以区别。个人犯罪一般是为谋取个人利益，而单位犯罪则是为谋取单位利益，这里的单位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所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单位犯罪都是经济犯罪，因而具有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主观目的。在这里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应作广义的理解，即在某些情况下，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单位必定能够获得违法所得，而且也包括为本单位的局部利益或者暂时利益而实施的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
（三）单位犯罪的客体
单位犯罪的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就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单位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还是较为狭窄的，从与国际趋势接轨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放宽对单位犯罪客体的限制，这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利益和要求的需要。从目前国际上的趋势看，单位犯罪涉及的罪名不断扩大，承认法人犯罪的国家绝大多数都规定，除了极少数犯罪，如重婚罪，法人不适用外，其他犯罪都可以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如美国刑法中法人犯罪就包括通常认为只能由自然人实施的过失杀人罪、盗窃罪等。法国新刑法典也规定了许多可以由法人构成的犯罪，只有一些只能由自然人才能实施的犯罪如性侵犯罪、抛弃家庭罪才成为法人犯罪的例外。
（四）单位犯罪的客观方面。单位犯罪的特点在于这种犯罪行为是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这是单位犯罪在客观上的重要特征，也是其与个人犯罪在客观上的重大区别。这里的单位决策机构可以理解为单位的权力机构，如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这些机构成员经过集体讨论后形成的决定可以代表单位的意志。而单位负责人员则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的行政领导，这些人有权就本单位的事项作出决定，所以其决策行为也可以视为单位的行为。单位其他成员的个人行为触犯刑法，如不是依法代表单位，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如果单位其他成员是为了完成单位交给的任务而触犯刑法则构成单位犯罪。单位犯罪多数是以作为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也有一部分属不作为形式。单位采取主动措施去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以实现其既定意图，这是单位犯罪的主要方式。通常情况下，单位的非法经营活动，是由多人共同实施的，其中有的人可能知道内情，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详细的内情，而只是在上级或领导的指示下实施了犯罪行为，鉴于此种情况，只要犯罪意志是单位集体的意志，个别人的不知情并不影响单位犯罪的构成。在多人共同实施的单位犯罪行为中，虽然从整体上看是作为犯罪，但其中有些行为人可能表现为不作为。对这种情况应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个别人，甚至是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不作为就否定了单位犯罪的成立。
从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看，单位不作为犯罪多数是一些造成污染、公害、危害公众健康、交通安全方面的犯罪。例如美国伊利诺斯州诉胶片再生利用系统公司的判例，由于该公司不发给工人必要的劳动保护设备，不采取正常的防护措施，致使工人中毒伤亡。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法人在从事其他经济、商业活动中的不作为犯罪，例如隐匿不报自己资信情况的商业欺诈犯罪、不报资产、收入的偷税犯罪等等。我国刑法中以不作为形式进行的单位犯罪数量比较少，比如单位偷税罪、单位逃避追缴欠款罪等。
三 新领域中的单位犯罪
社会已进入了高科技信息时代，随着对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和信息技术的高度重视，环境污染犯罪、侵犯知识产权、计算机犯罪等新领域中的犯罪现象与这些领域中社会成果同时显现出来。而在这些新领域犯罪中，单位犯罪呈普遍现象。同时，这些单位犯罪又显示出许多新的特点：犯罪范围广泛，证据失全性严重，隐蔽性强，迷惑性大，危害严重。针对这些新领域、新特点的单位犯罪，刑事立法应作出相应的规定，以充分显示刑法的惩治犯罪、预防犯罪和保障社会秩序的功能。
（1）环境污染中的单位犯罪
环境保护针对的是对环境有害的影响。所谓的有害影响是指环境破坏，即一切降低环境质量、损害环境生态的事件或者行为。如工业污染、生活污染等。至目前，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都十分严重。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是各种企业事业单位。随着单位犯罪的出现，尤其是在环境犯罪方面，单位犯罪所造成的环境危害远比个人同类犯罪的危害要重。企事业单位造成的环境污染，有的十分严重，使人民的生命健康的财产受到严重损害。企事业单位污染还往往引起重大纠纷，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单位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成为现代社会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美国学者盖斯指出：“从汽车、工厂和焚化炉排出的……有害污染物，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等于暴力强制毁灭。这些永恒存在而且日益增多的损害，直接违反当地的州的和联邦的法律，毁灭人民的健康和危害公共安全。……污染已成为大规模的犯罪浪潮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刑法中涉及环境犯罪的只有三种，即刑法第338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第339条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由此，特别是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涵盖看，它集水污染、大气污染等几罪为一体，显现出立法的不成熟。再如，刑法第337条规定的违反规定逃避动植物检疫罪，刑法将此罪列入侵犯公共卫生管理罪中。而动植物既是生态环境的主体，又是自然资源。该罪侵犯的同类客体，不是公共卫生，而是环境资源的保护。故应将此罪移入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现行刑法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列入结果犯也是不科学的。因为，由污染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并非马上就看得出来，而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为有效地保护环境资源，有利于司法机关查处案件，减少和避免精力、经费的浪费，将此罪由结果犯修改为行为犯，并将此罪分解为严重污染环境罪或水污染罪、大气污染罪及违法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罪。只要有条款中规定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即构成犯罪。把造成严重后果作为结果加重犯予以重罚。这样促使行为人或单位对被污染的环境认真治理，避免严重后果的发生，有效地遏止单位污染环境的犯罪，有效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此外，针对我国的生态资源，如草原、植被、药材、鱼类等遭到大肆破坏的现象，而其中许多是单位为牟取利益所为，在刑法环境保护一节中，可增设有关的犯罪并加以刑罚处罚。如违法采集、经营植物罪；破坏植被罪等，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罚金。对单位犯此罪的，没收违法所得，同时可处违法经营或违法所得倍数的罚金或判处禁止从业刑。由此，充分展示刑法对环境资源、生态平衡的保护功能。
（2）计算机领域中的单位犯罪
社会已步入信息时代。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计算机犯罪也呈上升趋势。可以预料，在今后五年至十年左右，计算机犯罪将会大量发生，从而成为社会危害性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一种犯罪。单位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可能实施计算机犯罪，而且，其犯罪类型与形态日趋多样化、复杂化。1990年5月，日本发现了第一例公司之间采用计算机病毒作为斗争手段的案例：日本一公司企图利用计算机病毒来破坏夏普公司的X6800微型计算机系统数据文件，以达到不正当竞争的目的。我国也已发现一些计算机犯罪的案例。但鉴于我国刑法对单位进行计算机犯罪尚无规定，导致了有罪无刑，司法实践无法操作，也造成了单位可能由于实施此类危害行为可以成为违反行政性法规、规章的主体，但却不能成为非法侵入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主体，从而造成立法上的严重失衡。
根据刑法第30条规定精神，只有刑法明确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单位才能成为该罪的主体。而现行刑法第285条、第286条两种计算机犯罪均未明确单位可以成为该罪的主体。故单位犯此罪后，却得不到惩罚，只能对直接责任人员按个人犯罪惩处。这无疑轻纵了单位犯罪，加重了犯罪个人的刑事责任，这是有失公正的，也是与罪刑相符原则相悖的。所以，应尽快在刑事立法中，将单位纳入计算机犯罪主体行列加以处罚。这在国外已有立法例可以借鉴，如法国。《法国刑法典》第226-24条规定：“法人实施计算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确立单位为计算机犯罪的主体，有关刑种可更加丰富，如除采用罚金刑外，还可以采用资格刑和禁止从业刑。而对直接责任人员则可以分档处罚：一般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可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随着电子信息发展、计算机应用范围的扩大，诸如网上侵犯知识产权罪、网上传播淫秽物品罪，电子商务罪（包括电子商务诈骗、合同诈骗、网上购物欺诈等）新类型的犯罪将越来越多。而单位出于非法利益的功利性目的，也必然涉足这些新领域的犯罪，且其罪过恶意更深，危害更大。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刑事立法针对这些新领域中出现的新的犯罪（也将是全球性的犯罪）类型，确立新的犯罪罪名，并将单位当然地列入该类犯罪的主体范围，并相应扩大单位犯罪的刑罚种类，如增设永久性或限期性禁止从业刑等，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单位犯罪的刑罚
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应受刑罚处罚性，单位犯罪也是如此。我们先来看一下刑罚。“刑罚是统治阶级以国家名义惩罚犯罪并适用于犯罪人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方法。”③刑罚具有几个特征：第一，刑罚是强制措施，且在国家强制措施体系中，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是实现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第二，刑罚是刑法所规定的强制措施，刑罚作为犯罪的法律后果规定在刑事法律之中，它与犯罪相联系，并作为犯罪的法律后果与犯罪保持对应关系；第三，刑罚只能由人民法院依法适用。依照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因此，除人民法院之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对公民适用刑罚。人民法院在适用刑罚的时候必须依法适用，即依照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适用；第四，刑罚只能适用于犯罪人，对任何无罪的公民，不能适用刑罚；第五，刑罚由专门机构来执行，这些机构是公安机关、监狱或其他劳动改造场所、拘役所等机构。刑罚的这五个特征，单位犯罪基本具备。单位犯罪刑罚的运用可以有效地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法国现代著名刑法学家马克?安塞尔在其新社会防卫论中强调“通过对犯罪进行预防以及对犯罪人进行妥善安置来消除犯罪、保护社会”。④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以防止他们再次犯罪，而一般预防是指国家通过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警戒社会上不稳定的分子，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
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根据本条规定，对单位犯罪采取的是“双罚制”和“单罚制”相结合的刑罚方式，即既要对犯罪的单位判处罚金，也要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但是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所谓“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指对单位的犯罪活动负有直接责任的主要领导人员，如厂长、副厂长、经理、副经理、部门经理等等；所谓“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指除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之外，其他对单位犯罪负有责任的人员，也就是单位犯罪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对这两类人员的处刑，应根据其责任大小，依照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法定刑分别确定。双罚制符合罪责自负原则，一方面，单位犯罪是通过其组织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的，他们对单位犯罪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离开了他们的罪过和行为，就构不成单位犯罪；另一方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并不是单纯为了个人利益而实施犯罪行为，离开了单位组织，一般也无力实施重大的单位犯罪，因此单位组织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单位从设立到存在的过程中，都必须有足以支撑其运行的财产。罚金刑对单位有极大的威慑力，尤其是对公司、企业来说更是如此。由于单位数目众多，规模各异，其财力、物力状况也不尽相同，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再加之单位犯罪情况的复杂性，对单位罚金的数额提前限定是很不现实的，只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会罚当其罪，罪刑相当。所以，从我国新刑法的规定来看，对单位犯罪的罚金数额也未作规定。对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完全可以适用对自然人的处罚。在实践中，对之视具体情况而具体处罚，均会起到有力打击犯罪，有效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在我国1997年刑法中得到了体现。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罚时，要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分清责任，适当量刑，从而做到罚当其罪，罪刑相当。
单位犯罪的单罚制是指对单位及有关人员之一施以刑罚处罚。如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等。这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犯罪是以单位形式实施的，但实际上社会危害性主要反映在个人的行为上，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对单位进行处罚，只要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就可以了。
